同工異曲－－毛澤東與孫子戰略思想之比較

By 慎‧中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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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毛澤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建造者。孫子是中國前五世紀的西元前五世紀左右的中國軍事思想家。兩人的理論間有軍事思想傳承，但由於哲學基礎的不同，仍有重大相異之處。
一、相同點：
孫子和毛澤東對戰爭取勝的作戰手段的認識，兩者大致相同。舉例如下。
（一）重視領導人民
孫子和毛澤東都同樣強調在戰爭中關於領導人民的重要性。
孫子在戰爭五計中將此排為第一，說：「一曰道．．．道者：令民與上同意者也；故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民弗詭也。」（計篇）
毛澤東說：「什麼是政治動員？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民眾。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民眾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，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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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重視數量優勢

孫子和毛澤東兩個人都同樣重視數量優勢在作戰上的重要性，並特別強調這種優勢最好是在敵人數量的倍數以上。
孫子說：「用兵之法：十則圍之，五則攻之，倍則分之，敵則能戰之，少則能守之，不若則能避之。」（謀攻篇）
毛澤東說：「集中優勢兵力，各個殲滅敵人．．．我們集中兵力必須六倍、五倍、三倍，至少三倍於敵，方能有效殲敵。」


（三）重視主動地位

孫子和毛澤東都非常重視戰爭中必須取得主動地位。
孫子說：「善動敵者：形之，敵必從之；予之，敵必取之。」（勢篇）又曰：「善戰者，致人而不致於人。」（實虛篇）
毛澤東則說：「（主動性）說的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，是用以區別於被迫處於不自由狀態的。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，失去了這種自由，軍隊就接近於被打敗或被消滅。」

總而言之，孫子和毛澤東，對於如何在戰爭中取勝的看法是非常近似。

二、相異點

孫子跟毛澤東對於戰爭必要性的看法，大不相同。舉例如下。

（一）對戰爭手段重視程度不同

毛澤東是遠比孫子重視戰爭手段。
孫子說：「不戰而勝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」（謀攻篇）又說：「非利不動，非得不用，非危不戰。」（火攻篇）
毛澤東說：「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。」又說：「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，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。其他一切．．．都是一定不可少，一定不可忽視，但都是為著戰爭的。」

孫子將使用戰爭手段的順位排在相當後面，毛澤東則非常地重視戰爭手段，將之列為主要手段。

（二）勝與不可勝的先後不同

孫子和毛澤東對於戰爭中關於勝與不可勝的態度有所不同。
孫子說：「昔善者，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；不可勝在己，可勝在敵。故善者，能為不可勝，不能使敵可勝。故曰：勝可知，而不可為也。不可勝，守；可勝，攻也。」（形篇）
毛澤東說：「在戰爭中消滅敵人是主要的，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．．．作為消滅敵人之主要手段的進攻是主要的，而輔助手段的防禦則是第二位的。」
毛澤東重視在戰爭中消滅敵人的重要性。孫子則將保存自己列為優先。

（三）對戰爭犧牲的認識不同

孫子和毛澤東對於戰爭犧牲的認識是有極大差別的。孫子認為因為戰爭的犧牲重大，所以戰爭是應該避免的。毛澤東則認為不論戰爭犧牲如何，戰爭是必須的。孫子未提倡犧牲，毛澤東則提倡勇於犧牲。
孫子說：「其用戰：勝久則鈍兵挫銳，攻城則屈力，久暴師則國用不足．．．夫兵久而國利者，未之有也。故不盡知用兵之害，則不能得用兵之利矣。」（作戰篇）又說：「故將有五危：必死可殺．．．此五者，將之過也，用兵之災也。」（九變篇）
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關於對日戰爭的訪問時，曾說：「日本必敗，中國必勝。只是犧牲會大，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。」在被問到是否能同意講和時，明確地回答：「不能。」又曾說：「在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動作，是在正確的作戰計畫下絕對必要的東西。」

總而言之，孫子跟毛澤東對於戰爭的必要意義的看法是截然不同。孫子認為戰爭的害處很大，是最好避免的。而毛澤東則時常強調有不可避免的戰爭。

三、結論

孫子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戰略思想家，而毛澤東則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戰略思想家。兩者的思想之間是有很多的傳承，但在出發點上卻又完全不同。
孫子僅將戰爭視為爭取利益的手段之一，並指出其危險性和代價高昂，強調戰爭最好避免或迅速結束。毛澤東則將戰爭視為達成政治目標的最重要手段，指出有不可避免的戰爭，雖然要減少犧牲，但又應不怕犧牲、勇於犧牲。
這兩者的差別，就能解釋為何雖然是使用非常類似的作戰思想，何以孫子主導的戰爭是非常短暫而犧牲甚少的，而毛澤東主導的戰爭卻是持久而犧牲重大的。

心得來源：毛澤東著。《毛澤東選集》。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77年。
鈕先鍾著。《孫子三論》。台北：麥田書局，1996年。